曾国藩无疑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他所读的书与同时代人一模一样，都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他的科举路虽不平坦，光考秀才就从14岁考到23岁，然而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已经算是科举幸运儿了。

当面对子弟们参加“高考”时，曾国藩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度。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七，他在给诸位弟弟的信中提出科名或迟或早，“不必以虚名萦怀”，劝弟弟们不要过分在乎科举功名。

“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曾国藩将读经史子集、义理之学看做是有大志者所为之事；而将读四书、做试帖律赋看做是科举考试之学，是天分低的人所为之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曾国藩给弟弟写信，强调“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一年后，他在家信中谈到六弟曾国华参加“高考”，说：六弟今年能够考上固然很好，万一考不上，就应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先辈大家之文。如果再扶墙摩壁，将精力花在考卷上，将来时过境迁，学业不精，必有悔恨不迭，因此，不可不早为之图。他指出，对于“负过人之资质”的六弟，即使考不上，也不至于饥饿，“奈何以考卷误终身也”？“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他希望弟弟们有大志趣。

立志澄清天下的曾国藩深深领悟到科举与读书经世不能画等号，“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将科举与读书划清界限，这就超出了同时代的读书人，充分说明曾国藩端正了读书价值观，打破了读书是为了科举这一传统的思维。他能读出书中的好处来，将那些看似空虚无用的学问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奥秘就在这里。现代某些人哀叹“读书无用”，其根源就在于将读书与高考混为一谈，一旦没有了考试，所读之书自然无所用了。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四个弟弟都获得了各自的发展空间。四弟曾国潢千里进京，获得了一个虚衔，欣然而归，从此不再应科举考，一心照料家事，后又在乡开办团练，成为曾国藩坚强的后盾。九弟曾国荃、季弟曾国葆科举不顺，且年纪已大，功名无成，慢慢地滋生出懒惰之意。曾国藩在家信中指出他们的毛病，并引自己的乡试座师、会试房师等人，都是在二十六七入泮，三十多岁中举，四十多岁才入词林为例，劝弟弟们日日用功，不能作叹老嗟卑之想。咸丰元年（1851年），他所期待的六弟因为科举不顺，心中郁结不开，曾国藩批评六弟，提出“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后六弟最早出来从军，继之季弟、九弟先后加入湘军，帮助曾国藩立下大功。

弟弟们的“高考”未了，儿子们的“高考”问题又摆上了曾国藩的日程。

面对儿子的“高考”，曾国藩更是表现出豁达淡然的态度。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明确表示：“甲三（曾纪泽）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他担心因科举耽误学业，决计不令儿子学作八股。丢掉实学来换取一个进士头衔，曾国藩认为划不来。

后来，曾国藩延聘两名英国教师教儿子学英文。尽管曾纪泽三十余岁，曾纪鸿二十来岁，都过了学外语的最佳时机，但他们苦学三年后终能识得英文。曾纪泽成为出使英法大臣，又代表清廷与俄罗斯谈判，收复伊犁，迫使俄国将已吞进去的中国国土又吐了出来，被西方外交界视为清朝外交一大奇迹，成为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

同治元年（1862年），次子曾纪鸿中了秀才，时年仅14岁，这对于漫漫科举路上人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然而，曾国藩写信给他：“今年乡试，鸿儿即可不必入场。盖工夫尚早，年纪太轻。”他破天荒提出“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初不幸”。在他看来，缺乏磨砺是成不了大材的。他体谅儿子体弱，科场又极为辛苦，“难熬此九日之辛苦也”，告诉曾纪鸿，“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他指导儿子学天文、算学等学问，既弥补自己“毫无所知”之耻，又能发挥其实学之效。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16岁的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写信给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怕儿子去活动，又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曾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曾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这在特权盛行的晚清官场，实在难能可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曾纪鸿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等数学专著传世，成为近代史上杰出的数学家。

当有的人在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上拼命挣扎时，曾国藩的儿子已成为大材。现代人应当记住，人生无处不是考场，高考并非命运的主宰。唯有真才实学，才能经得起人生各种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