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年过不惑出仕，任官于落后地区，并不蛮干，而是及时向上级报告民情，请求革除旧弊，招揽百姓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仅一月时间便将百余人口的地区发展到上千户人家。他勇敢地扑下身子，深入村落遍访民间隐情，遇到盗贼以及其他可疑案件，就按其踪迹抓到案犯。他为百姓办实事，自然受到百姓的敬重和拥戴。
“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盘踞湖南，煽诱湖北诸县山民响应。于成龙积极遵从上级安排，单骑专赴麻城招抚。正是由于他能力出众，勤恳无怨，成为了治理地方工作的一把好手。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于成龙继母过世，按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湖广总督蔡玉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在当时，如果不是非常时期，不是特殊人才，由皇帝下旨在任守制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许多在朝的大学士，如果父母亡故，也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一年。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史料并未胪列他的治绩，但从他的顶头上司、福建巡抚吴兴祚等集体给他的评价来看，于成龙真正做到了“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办案迅速，用词精准，一扫往日诉讼刁钻的陈弊。他还经常捐助监狱口粮和病犯医药，却明令禁止下属送礼。尤其他顶住压力，对地方官员不顾连年兵祸，以“通海”罪名屡兴大狱的“通海”事件，力争重审，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还给贫困不能归者发放路费。他以“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同事的激赏。
按理，按察使虽是巡抚下属，但往往监督、掣肘巡抚的行政执法，很多时候二者关系是不和的。但是，吴兴祚却领衔，以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向康熙帝报告，得到的回复是：“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同时，朝廷任命于成龙为福建布政使。足见于成龙以卓绝的工作实绩，赢得了同事的敬重和领导的信任。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于中丞》，写的就是于成龙“好微行炯知民隐，摘发盗贼”的故事。于成龙对待案犯，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他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症结，曾查清许多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无论硬件软件，最根本的一件是执政文明。如果执政不文明、不廉政，必然影响当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虽然于成龙处于封建时期，但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了百姓受益、同事好评、中央肯定的显著廉能。
在当时，有不少地方官员，得过且过，庸碌无为，管理工作不积极，百姓生活不安定。但于成龙耻于尸位素餐的庸官做法。无论在艰险的偏地，还是在富庶的沿海，他都是真抓实干，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服务于治下百姓。像福建“通海”一案、内地缉盗之事，如果不是于成龙冒着凶险去争取或平定，不知有多少百姓会受累于庸官的不作为、乱作为。
当初，在家境窘迫的情势下，于成龙毅然前往百废待兴的罗城负责重建，未必会料到日后会成为知州知府、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但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廉政路上。他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实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的政治人生，成为后世官员廉洁执政的一个标杆和一面镜子。
“以书生报国”，于成龙的执政实践，让百姓得到实惠和幸福。这样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实现“政者正也”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