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看齐可以提高执行力，尤其面对重大危机和挑战时，能够提高自上而下的号召力和动员力，提高整个组织运行的效率。反之，“不看齐”则会导致政令军令不畅，对组织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以国民党为例，1928年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时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当时的军队有东北军、晋绥军、鲁军、西北军、越军、贵军、黔军、川军等地方派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在抗战前期，实际上只统治了长江中下游的一小块区域，真正直接统治的省份只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日军入侵时，国民党军队尽管规模较大，也有部分军队出于爱国热情，作战非常英勇，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势力各据山头，地方军阀和南京政府不能保持军令、政令的统一，因而很难做到令行禁止。无论是中央和地方，还是国民党和军队都不是出于一盘棋的全局性考虑，这对当时国民政府在应对内忧外患时造成了很大的牵制。例如，在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方先觉第十军浴血奋战，守卫衡阳，期间蒋介石命令方先觉坚守衡阳城等待救援，可重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不能坚决迅速地被各基层部队执行，第十军孤军奋战40多天，迟迟等不到援军，最终阵地全毁，伤亡惨重。
在对日作战过程中，国民党不仅军令政令上传下达不通畅，在具体战略战术上，各地方势力，包括军队里各个长官也会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而消极避战。1938年日军进攻山东，蒋介石严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守住一定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放弃了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不战而逃，导致日军非常轻松地渡过黄河，很快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再如1939年，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居然公开叛国投敌，成立汪伪政府。
从国际上看，造成苏联解体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分裂主义影响增大，没有和当时的苏共党中央保持统一。上世纪80年代末，苏共莫斯科市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与当时苏共第一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生严重冲突，被戈尔巴乔夫解除原先职务，降到了加盟共和国一把手的位置。在苏联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加盟共和国是虚化机构，没有实权。而叶利钦到了加盟共和国之后，极力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甚至推动其他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支持像乌克兰、立陶宛、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加盟共和国独立，从而将俄罗斯联盟总统的位置坐实。叶利钦利用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呼声来增强自己在苏联决策体系中的权力。苏联表面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这也为苏联最终解体埋下了隐患。
当前，尽管我们不像几十年前，面临着大规模外敌入侵的风险，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面临着很多潜在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员必须增强看齐意识，在基本路线方针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具体政策的制定阶段，可以发挥民主集中制，各抒己见、建言献策。比如抗日战争，在确立了抗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目标和方针之后，就要统一认识，严格执行，而不是讨论要不要抗战，像汪精卫那样叛变投敌肯定是不行的。而在抗战过程中对于仗怎么打，大家可以提出各项意见。但是只要战斗已经打响，统帅部让你去哪，就要坚决执行，如果不能坚决迅速地执行，就可能会贻误战机，导致满盘皆输。和平时期，虽然不需要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是看齐意识仍然非常有必要，每个党员都是党组织坚强堡垒的一部分，当组织需要你就某一个具体目标从事某种具体工作时，要向党中央看齐，坚决执行。
基本的大政方针只有保持一致，才能完成大事业，创造大成就。一方面要调动全党积极性，贯彻民主集中制，让所有的有识之士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议而不决的内耗，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全党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从而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